苏东坡是宋代著名文学家和政治家,与其父苏洵、弟苏辙皆被列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中。苏轼一生与佛教渊源深厚,其人生态度及艺术中所包含的禅机佛理不仅对现代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且阅读和研讨他的著作,对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2011年6月4日,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和广东省惠州市佛教协会主办的首个以“苏东坡与佛教”为主题的高端论坛在惠州隆重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杨曾文...[详细]
杨曾文:惠州是苏东坡终结仕进之路的转折点
绍圣元年,苏轼因诗词中有讥讽朝政之嫌而被贬谪惠州。两年半的惠州生活,五迁住处,居无常安。但是,政治上的失意及生活的潦倒并没有彻底打倒苏轼,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助缘。总起来说,赋闲惠州的苏轼做了两件事:一是与佛教深度交游,二是为惠州百姓谋福。此时的苏轼虽处逆境却在在佛教的温润光辉中安然自乐。身处惠州,观赏瀑布,参访佛迹岩、佛迹寺。在先后住过的嘉祐寺、合江楼及白鹤峰新居,皆榜自己的居室为“思无邪斋”。闲来,书信交友通四方,佛僧探访谈心法。除此之外,与知州为友,为百姓谋福利。 [详细]
温金玉: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
贬谪惠州的苏轼并没有因被贬而一蹶不振,却因当地百姓的热情而爱上了惠州这片热土。在此,他积极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惠州传播文明,推广教育,以至后来数以百计的文人、墨客纷纷聚惠,大办书院,推广科举,使惠州人才辈出。他见惠州驻军无固定营房,杂居市内,对百姓多有干扰,建议建兵营三百座。倾其所有,动员弟媳热心捐建惠州西湖的“苏堤”和“六如亭” 。他还资助邓守安道建筑东新桥,资助和尚希固建筑西新桥和大堤,而且亲自与建筑民工为伍,巡视施工进度,监督施工开支……被惠州人称为“百世之师”。 [详细]
纪华传:苏轼与云门宗禅僧交往密切
苏轼在宋神宗、哲宗时步入政坛,此时正是云门宗达到鼎盛的时期,所以他交往的僧人十之八九都为云门宗禅僧。其中从禅系上看,苏轼与天衣义怀一系的禅僧最多,其次是大觉怀琏及其弟子,这两系的禅僧竟占总交往禅僧的绝大多数!苏轼与《传法正宗记》和《辅教篇》的作者、云门宗的高僧佛日契嵩往来很好,他曾赞誉契嵩与海月慧辩法师“二人以嗔喜作佛事”。而且,苏轼与佛印了元之间的深情厚谊、诗词往来,更是禅宗史以及文学史上一段千古佳话。从苏轼的生活经历来看,可以说他见证了云门宗鼎盛时期的历史。 [详细]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宋立道
徐文明:考证苏东坡、黄庭坚与敏行法师的交往
徐教授通过苏轼文章的记载论证苏轼与敏行法师私教不错。敏行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内外兼通,无所不能,深受一时名士称赏。文同称其“俊慧通博”、东坡言其“能读内外教,博通其义”,“梵相奇古,学术渊博”,山谷赞其为“什公支郎”,赵抃亦称其文采诗书。敏行还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和书法家,是以画罗汉著称的金水张氏的传人,是故同为书画家的文同和苏轼对之十分敬佩。敏行法师为成都大慈寺的著名法师,一代高僧,他与苏轼、黄庭坚、文同等著名文人都有关系,苏轼为其作记,黄庭坚为作塔铭,文同与之诗文往来,刘泾为之作《佛掌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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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道:苏轼惠州精神生活 归心佛教以求安定
刚到惠州,苏东坡就安下心来,随缘适境,开始了岭南子民的生活。他自己创制酿酒与烤羊的方法,时常在家中焚香打坐。在惠州期间,东坡老人与其妾王朝云还一道创建了放生池,并与佛教僧人方面的法缘不断。贬谪惠州期间,苏轼一件不幸的事就是王朝云的去世。苏轼为其写墓志铭以此为结束:诵《金刚经》四句谒以绝。铭曰“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痛心,唯佛之归”。《金刚经》四句偈,即是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这就可以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历来苏东坡家中的佛教气氛。从苏东坡在惠州期间的诗作来看,归心佛教以求内心安定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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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琪:讲解苏轼一生的深厚佛缘
宋代佛教由出世转向入世,佛教思想、文化与儒家思想、文化互相融汇、渗透,居士佛教大兴,禅师们与士大夫、文人交往十分密切。家学渊源对苏轼的学佛影响很大。苏轼家乡眉山距峨眉山甚近。父亲苏洵不仅习佛,而且与蜀地云门宗圆通居讷和宝月惟简禅师时相往来,故苏轼与禅师的交往也非常频繁。成家后,苏轼的妻妾均好佛。出仕后,每当深处逆境佛教超然、淡泊、宁静、随缘的思想都会对他忧伤郁闷的精神与心理起到冰释和化解的作用。居惠期间,苏东坡两度迁居嘉祐寺,游延祥寺、宝积寺、花光寺、大云寺,最远到过距惠州87里的博罗香积寺,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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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孙昌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黄夏年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温金玉
孙昌武:苏轼以诗词艺术展现佛教的佛理与禅机
如果说在黄州,苏轼的思想与诗文创作臻于成熟,那么晚年流贬惠州、儋州,则他在这两个方面都达到圆融无碍的境界。而这都和他在佛学上日渐精进有直接关系。在惠州,苏轼继续广交僧侣,并有僧人远道来访。苏轼能够苦乐不经于心,宠辱不挂于怀,心地平淡如止水,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多得自佛说的滋养。苏轼对于佛教,并非空泛的演说义理,而是真正有得于心,变成个人的真实体悟,再转化为真情实感,并用高超的艺术预言表现出来,是十分难得的。他的这些作品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是具有普世的思想和美学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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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夏年:深具佛缘的苏东坡与惠州相得益彰
贬谪惠州的苏东坡,在仕途失意的情形下,忘情于惠州秀丽的山水与静雅的佛寺之间。黄教授对惠州地区的佛教寺院与景点做了考证,惠州的佛教给苏东坡带来了安宁与慰籍,其中罗浮山和栖禅寺是他在惠州最值得纪念与佛缘最深之处。罗浮的山水,让苏轼的“生平功业”起了新的变化,洗去了他的许多业障。栖禅寺则是他寄思爱情,怀念亲人的地方。这两个地方都与佛教有着深深的因缘,又因苏东坡来到这里,留下了足迹与信物而变得更加有名,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其魅力依然不减,反而与日俱增。惠州的佛教因苏东破的存在而大放光彩,苏东坡给惠州的佛教带来了无穷的魅力和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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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怡:交佛辟佛不矛盾 辟佛只关乎政治
据很多的古文献记载,苏轼是一位与禅师衲子、羽客道人过从甚密的人。那么他居辟佛的言论是否与其交禅相矛盾呢?这并不矛盾,因为苏轼的辟佛是有条件的。“苏轼一生在政治上都在‘辟佛老’,而在其他方面他一生又都在‘融佛老’”。 他所辟的禅是那些有碍于儒孔之教、有碍于国家治乱的俗禅,至于那些与儒孔不谋而合或“阳挤阴助”之高禅并不在其辟之列。在治心与治身的问题上,苏轼并不辟禅。行为上的结交佛禅与言语上的排斥佛禅,并不矛盾,是许多不同时代文人的共同做法。苏轼融禅的诗词比比皆是,佛禅渗入到了他的人生观与艺术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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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徐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室副主任纪华传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刘鹿鸣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赏析:苏轼生于景佑四年(1037年),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因母丧回川,嘉佑六年参加殿试,对制策,入三等。初入仕途的苏轼志得意满,诗歌创作进入第一个活跃期。代表作《和子由渑池怀旧》,寓理成趣,预示了禅能入其心。据查慎行的苏试补注,飞鸿留爪,取自《传灯录》中天衣怀义禅师的话“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能解向中行。”苏轼借这一禅曲感慨人生如鸿飞,短暂无常。 由此诗可见,年轻的苏轼已经思考人生,并体验到人生无常。从意识形态上说,禅宗是一种体悟人生的哲学思想... [详细]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赏析:这里的“独觉”,暗指禅语, 一语双关。即一个人只要悟透世界,了然于心,那么对于人生的凄风苦雨也就能安然处之,恬然对待了。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作为“元佑党人”贬至广东高山南郊,谪居惠州,开始了七年的再谪生活。如果说,第一次的贬谪苏轼体悟到“平常心是道”,那么可以说,这第二次的贬谪,从贬居惠州开始的日子就是他实施“平常”的时期。一方面苏轼仍不减幽默和乐观,和朋友继相往来,赠诗酿酒,过着自然悠闲的生活,发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感慨。另一方面,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和能力,积极的为百姓做日常的实事... [详细]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赏析:唐朝的韦应物写了一首《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凿岩泄奔湍,称古神禹迹。夜喧山门店,独宿不安席。水性自云静,石中本无声。如何两相激,雷转空山惊?贻之道门旧,了此物我情。”这位作家对水石之间关系的疑惑与领悟,亦同于苏轼之于琴指。这其实是个高深的哲学问题,因为在佛教看来,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事物与事物之间只是由于发生了联系,才得以存在。即如所谓“四大”,《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说:“譬如机关由业转,地火水风共成身。随彼因缘招异果,一在一处相违害,如四毒蛇具一箧。”《圆觉经》说:“恒在此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 [详细]
苏东坡与佛僧话禅
苏东坡与佛僧交游
苏东坡与佛僧共戏小沙弥
苏东坡诗文超群,文词豪放。借研讨会之际,回顾事迹,研讨著作,对推进中华民族家园建设是有积极意义的。苏东坡处于不顺利的境遇,但是人格保持向上的人生,值得我们学习。苏东坡三教精深,他追求的是有思就有邪,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苏东坡把儒家的思无邪与佛家的无念会通起来,化消极为积极的精神,学佛中间能够做到随遇而安,做到把人生变得积极,坎坷变成了积极人生,人生最大问题是执作名相看不破,以我为本放不下,苏东坡破了这两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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